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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新空间

时间:2015-12-19 10:01来源:未知 作者:段少军 点击:

文化产业评论:自2003年开启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一直被两股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力量推动着:一是改革,二是发展。改革发展的道路经历了从“试点”向“全面展开”的过渡,经历了从“独立领域”向“综合改革”的深入。进入下一个十年,要实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方案》提出的目标,需要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下重新审视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的大形势、承担的主要任务以及大逻辑,寻求可行的推进路径。

 

自2003年开启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一直被两股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力量推动着:一是改革,二是发展。这两股并行不悖的力量从文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文件中可见其发展演进的道路,自2003年国务院颁发“105号文件”,到2008年国务院颁发“114号文件”,再到2014年的“15号文件”,改革发展的道路经历了从“试点”向“全面展开”的过渡,经历了从“独立领域”向“综合改革”的深入。

 

综合来看,2003年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用十年时间完成了第一阶段改革的基本任务,取得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进入下一个十年,要实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方案》提出的“到2020年建立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一目标,需要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下重新审视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的大形势、承担的主要任务以及大逻辑,寻求可行的推进路径。

 

 

1正确把握文化改革发展的历史方位

 

 

实现“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新时期文化改革发展的总战略,这一文化战略的发展逻辑从本质上也预示着中国文化本身走到了一个历史临界点:在全球不同国家都在进行文化变革的探索时,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着来自与外部文化博弈偶合的新形势,同时也要应对自身演进的新要求

 

从国际竞争看:中国实现民族文化复兴需要整合“文化战略资源”

 

文化作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维度,不仅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结构,还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存在方式,文化已经不再单纯成为一种经济形态和国家形象代表,更是一种新型战略资源。在当下全球政治格局震荡、地缘经济一体化、意识形态冲突的复杂局面中,必须要树立“文化作为战略资源”的发展理念,要整合力量打造提升大国文化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基础和平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引领的国家崛起也充分表明,中国式文化观、道德观、价值观等根植于本土悠久历史文化和经由现代性转换的创新文化,能够引导人们去解决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中华民族应有充分的“文化自信”,相信中国文化应该也能够为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和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当代贡献。

 

从国家功能看:中国实现社会全面发展需要形成“文化新伦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国社会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后的坐标式改革,首要任务就是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形态。如果说前三十多年完成了中国社会市场意识的启蒙,进入深水区的改革更需要国民对于市场命题在本质上的理性认同。理性认同不是简单逻辑推理或抽象建构的结果,而是民族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在当今社会的产物。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基因,有助于去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新“市场伦理”,把“资本”的冲动与“人文”的建构成功结合,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观和行为规范。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伦理和新精神,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同样要重视另一个决定性作用——“文化自觉”带来的社会秩序内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崇尚仁义诚信的传统道德,尊重自然规律的和谐思想,勇于探索挑战的创新精神都可以成为市场经济中合同契约之外“精神契约”的基础,也只有内化为人灵魂的最高守则,才能保持并守住市场的底线。

 

从社会发展看:推动社会发展方式转型需要“新支点”

 

在经济领域深度市场化和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以文化产业发展为抓手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并通过产业融合促进传统优势产业升级;在社会领域找准多元阶层实现“社会共生”的平衡点过程中,以全民文明素质提升建设包容性社会的文化发展价值取向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精神基础;在政治领域寻求新型权力结构下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以先进文化制度作为内容之一保障政权组织在社会利益之上发挥自主性;在文化领域寻求多元文明交融环境下的共生共荣中,以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为基点加强文化强国的话语权;在生态领域寻求以天地人产权为基础构建环境制度的过程中,以文化为精神内容实现天人合一。中国已经启动的全方位改革转型要求在稳定中推进以文化为中轴润滑剂的综合改革,为“五位一体”的改革深化提供重要的支点。

 

从文化自身看: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形成“新制度”

 

建立新的“文化制度”必须准确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当前文化发展中遇到的突出矛盾,重新审视宏观文化治理框架与微观文化管理手段。衡量改革背景下不同社会主体在文化建设中的身份转变与利益相关,全面分析新时期人们文化需求的层次变动和结构变化。形成“新文化制度”的本质就是在制度层面形成文化治理、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公共服务、文化市场建设等基础性环节的生成机制,形成推进核心文化价值观、公民道德、全民参与等社会意义层面全面激活文化活力的体制保障,从而确保文化制度功能目标与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之间的协调一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在全面创新中形成富有活力和创新力的制度风貌。

 

 

2深刻理解文化改革发展的演进逻辑

 

 

 

迄今的文化体制改革呈现出三个基本特点,一是从单项领域切入,以试点和局部改革开始,逐步拓展、延伸;二是文化改革发展主要经验和成果多来自文化领域单一问题破解,在改革初期为文化生产力松绑成为主要任务,但发展过程中遭遇了单一问题改善与社会全系统支撑之间衔接的体系性协同矛盾;三是国家宏观指导下的地方创新,形成了多样富有创新性的改革成果,但同时也导致整体战略缺失下的盲目跟风、重复建设等负面问题。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新时期,应该确立新的文化体制改革基本逻辑

 

坚守鲜明的文化立场

 

鲜明的文化立场就是在整体改革中,从民族文化传统出发,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文化传承和创新建构中国新的文化和精神空间,引导和驾驭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走向,用文化复兴引领中国崛起。鲜明的文化立场也代表着根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自信,中国数千年文化历史和现代发展成就已经形成了具有强识别力的国家文化身份和独特文化价值,善用中国思维和中国哲学已经成为各个国家主动去了解和认知的课题,在异质文化的互动中,坚持中国立场有助于在人类文明走势中把握好大国崛起的战略高度和国家意志。

 

建立先进的文化制度

 

在新阶段文化改革发展的环境下,先进文化制度的目标就是从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出发,建立完善文化制度的目标取向、主要任务和基本结构等。具体而言,目标就是变“政策保障”为“制度保障”,以市场力量配置文化资源,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主要任务是平衡好四组关系,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明确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发挥市场调控作用,形成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二是资本与导向的关系,把握好多元资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统一,形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和谐共生;三是开放与主体的关系,处理好文化开放带来的文化交锋交融与文化主体性之间的协调,形成民族主体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和谐发展;四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实现有效的文化供给机制,形成基本文化权益保障与多样性文化产品选择的相互支撑。

 

创造当代的文化思想

 

从不同文明之间竞争与博弈的高度来理解和领悟文化建设的高度,通过政策创新和体制建设,进行文化价值重构,一方面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增强国民凝聚力,另一方面,应站在人类共同命运的制高点思考文化发展问题,用中国智慧为人类发展作出新贡献。在世界发展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的局面下,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要不断主动释放和平意愿和贡献能力,要面向人类共同问题主动吸收外来文化,激活本土文化基因,创造出具有世界解释力和影响力的文化思想价值观,通过全球性传播体系推动中国当代价值的传播。同时,积极参与制定国际规则,承担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加入多层次多边的文化对话,为重建国际新秩序贡献中国思想,使世界文明达到新高度。

 

形成全民的文化能力

 

培养整体国民的文化吸收和转化的能力,需要通过市场环境、政治环境和法治环境建设,让每个人都能有“社会存在感”,发挥每个人的文化创造活力,真正使人民群众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使国家的文化自觉内化为个体的文化能力,形成民族的文化新资源。因此,新型文化制度的建立也是一场在社会公平正义环境下的“文化赋能”,从国家顶层设计上保证每个人的文化创造能力,使个体可以在文化发展的不同环节上发挥自己的能量,在实现国家整体文化利益追求中给予人们更多参与决策、参与生产的权力。

 

 

3探索文化改革发展的实验新空间

 

 

 

由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在未来文化体制改革中将沿袭“摸着石头过河”和“做好总体设计”相结合的战略,寻找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面临新问题时依然要有探索精神,同时又必须兼具统筹意识。因此,在追求创新与兼顾现实的情况下,通过建立“国家文化综合改革示范区”的方式探索改革发展新路径是一个现实选择。其主要任务应该包括:

 

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在实验区内以解放文化生产力、提升文化宏观管理效率为核心,通过明确职能,加强领导和管理机制,健全法律法规等途径,加快形成职责明确、运转有序、统一高效的文化宏观调控体系。

 

文化政策体系创新

 

实现文化创新与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土地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交融,协同发展。重点推进股权激励、文化金融、版权交易、人才特区、财税改革、市场准入、管理创新等领域的“政策突破”,先行先试。依托文化政策保障文化的体制创新、促进文化市场的主体创新、引导文化发展的技术创新。

 

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改革创新

 

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优先创建综合性的文化交易中心和贸易基地,通过跨行业、跨地域的联合经营,为文化交流提供自由、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文化服务治理体系改革创新

 

建立标准具体可行、选择机会均等、方式方法灵活、可持续发展,切实符合中国当前发展现状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化政府行政审批制改革,简化和规范行政审批程序,统筹国土、规划、税务、文化等部门,建立健全多部门协同服务机制。

 

对外文化传播战略改革创新

 

深度融入现代国际文化产业分工体制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秩序的重组。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传播平台,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从传播主体体系、传播渠道体系、传播内容体系、媒介产品营销体系、传播技术体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等方面,综合提升对外文化传播战略的水平和能力。

 

进入深水区的文化体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跨越式改革,面对文化现实发展中部门分割、区域分割、行业分割的问题,需要寻找一个探索综合解决方案的落地空间,“国家文化综合改革实验区”正是这样一个探索不同模式的载体。在这个创新空间中能够以最小的改革成本验证改革效率,同时进行问题纠正。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可望在实验区内实现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解决各级组织权力配置和行使问题,制定现实可行意义的实施方案,最终实现“新型文化制度”建立的终极目标。